柯庆施陪同毛主席视察

柯庆施（1902-1965）

1916年，柯庆施离开家乡，前往休宁万安镇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柯庆施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活动。不久后，柯庆施被学校以“思想误谬”为由，勒令退学。

1920年，柯庆施开始与同是安徽老乡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通信。这一年，柯庆施年仅18岁。不久后，在陈独秀的关照下，柯庆施经杨明斋、俞秀松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被刊登在《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可以看出，陈独秀对柯庆施是十分重视的。

1921年10月4日，柯庆施在和陈独秀等人讨论工作时，被突然破门而入的巡警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一共5人。

10月26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缴纳了500两白银的保释金，才将陈独秀和柯庆施等5人救出监狱。

1922年1月，在党的派遣下，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柯庆施，邓培，张国焘，三人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并向他们握手问好。

2023年4月17日下午，沪上最具权威的官方网发出如下信息：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柯庆施纪念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柯庆施亲属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等方面领导和党史专家等60余人参加了纪念像揭幕仪式……”

上海福寿园中柯庆施纪念像。

柯庆施，出生于1902年，安徽歙县人，有着不一般的出身。父亲柯立昌曾是李鸿章的管家，表姐则是李鸿章的儿媳。

柯庆施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在会上他见到了列宁，还与列宁握手了。

1930年6月，柯庆施还被任命为红八军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军八军军长是彭德怀。1954年10月，陈毅调任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接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上海局书记。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8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任上海市市长。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之中排第6位，比较靠前。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对柯庆施的了解恐怕为数不多。在他去世58周年之际在上海举行他的纪念像落成仪式传递了哪些信息？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位未被官方报道以“同志”相称、却封他为“诚实”的历史人物？笔者根据平日读书看报积累起来的资料中寻找出一些史实，以飨读者。

01

柯庆施的两个雅号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

柯庆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丁玲回忆说：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抗战爆发后，柯前往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电影演员张瑞芳曾经回忆：“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

02

延安整风受到打击

值得一提的是，柯庆施的升迁并非一帆风顺。在延安，他曾蒙受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

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组织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遭到围斗时，他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受到延安整风审查的影响，此后柯庆施没有得到重用。

1994年12月24日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与柯1948年5月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当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市长，而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新来的大学生。两人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申，儿子柯友京。儿媳则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的女儿。

03

来自上海的“好学生”

毛泽东对柯庆施有着救命之恩，柯庆施心存感激，是历史事实。1943年在整风时遭受突然袭击并被关押，新婚妻子因此自杀，是毛泽东救了他。

1949年柯庆施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又任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书记。53岁的柯庆施被调到上海，他一开始做调查研究工作，直到1955年陈毅调往北京，到6月份他才以接任市委书记的身份，出现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

柯庆施在会议中和毛泽东交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马达曾评论说：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马达还回忆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时所了解的柯庆施：在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到，柯庆施虽身处高位，但并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学无术、吹牛拍马的人，他有政治头脑。考虑大事，善于遇事作分析，尽管受左的思想体系的羁绊，但那些庸庸碌碌、忙于事务的人不能与之相比。

他每天一清早就到办公室办公，晚上在家看书，批阅人民来信和找人谈话，极少应酬和出外游玩，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和秘书、司机等打一种叫“捉猪”“捉羊”的扑克游戏，方法比较简单，可以计分。

上海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有风三丈浪。柯庆施刚刚走马上任，震动全国的“潘（汉年）杨（帆）事件”便发生了；紧接着，“反胡风”运动开始，上海又是运动的重点；1957年的“反右派”，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的重点……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之中，柯庆施一次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原因只有一个，柯庆施以“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最高政治原则。也正因为这样，柯去世后曾博得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的称号。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共事的那些领导，虽然与毛泽东的距离很近，有的可谓朝夕相处，但他们对毛泽东总是有着望而生畏的心态。毛泽东对他们也常是威严庄重，缺少同志朋友间的那种随和感。

唯独对柯庆施有些例外，很少见到毛泽东批评或训斥柯庆施的资料，而且较早地称柯庆施为“柯老”了。

在党内被毛泽东以“老”相称的人不多，有徐老特立、谢老觉哉、董老必武，他们不只是年高，而且资格也老，有的在清朝就取得功名，有的是同盟会的成员，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

同这些老同志相比，柯庆施此时年龄并不大，之所以被称作“柯老”，一是因为他入党较早，二是因为他见过列宁且与之握过手，在党内资格也算老。

毛泽东称柯庆施“柯老”，柯庆施则是处处以毛泽东为榜样，紧跟毛泽东，甘当毛泽东的“小学生”，在高层领导人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把“小学生”改为“好学生”。而把“好学生”的称呼送给柯庆施，其含意颇为复杂。

柯庆施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著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著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话：“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04

党代会报告助其跃升

1957年暮秋在柯庆施的办公室里，他特别注意到，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受到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极大的重视。

后来,《人民日报》在1957年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了江华的报告。《人民日报》还为江华的报告发表了“编者按”，这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

“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摸准领袖的思想，对于柯庆施来说，是“紧跟”的前提。负责起草报告的市委办公厅原副主任丁柯回忆，张春桥参与了报告的统稿，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柯庆施的报告飞快地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那时候，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乘风破浪，好！”毛泽东一看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同意，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柯庆施站立了几小时，吃力地念完长篇报告。

由于毛泽东赞赏柯庆施的这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马上引起《人民日报》的注意。

195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题目只用了四个字：《乘风破浪》。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记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

那时，毛泽东正着手发动“大跃进”，所以他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毛泽东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五十米了！

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不言而喻，是指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政府总理周恩来和陈云副总理。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力平著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中写到：

“（1958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谈及了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5

对柯庆施的不同评价

在上海干部中，对柯庆施始终有两种不同评价。有人对柯反感，认为他“左”，霸道，喜欢揣摩和迎合最高领导的“心事”；有人对柯尊崇，认为他有能力，对干部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尤其对上海经济建设功不可没。

柯庆施工作严谨，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批评部下毫不留情，甚至让人下不来台。他不但工作上对干部严格要求，生活上也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部下能与民同甘共苦。

1958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领导干部，除年岁大者或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园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村与工人为邻。他自己首先带头，于1959年春节前带头搬入东庙二村（后改名为东安二村）。那是上海西南地区的一个工人住宅群，居住条件比花园洋房自然差许多。

上海解放后，一些高级干部大多入住条件较好的花园洋房或公寓，柯庆施要求干部搬出高级住宅，显然是希望干部们缩短与老百姓的距离。当时，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对面，有几幢上海本地的中国式砖瓦房，没有煤卫设备，甚至用水都是在屋外接个自来水龙头。这样的房子和整个康平路的花园洋房显得很不协调，市委办公厅几次要拆除，都被柯庆施拦下，一定要保留这些房子。

据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复旦大学教授、1965年朱永嘉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参与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23年1月5日因病在沪去世）回忆：柯庆施曾说，放在那里，每天看到，就会提醒我，还有老百姓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柯庆施和夫人及子女合影。

他对女儿柯六六说：我不喜欢住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住这种房子脱离群众，心中不踏实。柯庆施艰苦朴素，严格要求。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餐桌上没有荤菜，鸡蛋都不许买。柯庆施说：老百姓家里吃啥，我们家就吃啥。

一天中午，柯家姐弟四人放学回家正围着餐桌吃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来了，见桌上只放着一叠青菜，就对柯夫人于文兰说：你给孩子吃得太简单了，会影响孩子长身体的。于文兰说：柯老要求很严格，不许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他连供应我们家的鸡蛋都不许买。

毛泽东十分倚重柯庆施，因为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成果都满意，这两项成果的取得都与柯分不开。

本来就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轻重工业以及科研基地，柯在上海十年，上海经济发展持续领先全国，工业总产值十年翻番。

文化方面：柯1963年提出戏剧舞台要“大写十三年”，即着重写建国后的十三年，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江青也曾对张春桥称赞柯庆施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作为基地。”

姚文元文革初期曾经说过，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柯老逝世前交下来的，因逝世中断了一下。”也就是说，姚文元是从柯庆施手里接受这个任务的。

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这篇文章是针对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1961年为京剧《李慧娘》写的一篇文艺评论《“有鬼无害”》的发表对文化界震动不小。这篇文章作者署名“梁璧辉”，实际撰写者是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俞铭璜，张春桥也参加了修改。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取“两支笔挥舞”的谐音。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是由俞铭璜具体与姚文元联系的。一场针对北京市委的批判，就这样首先从上海发起。

但是，俞铭璜不久即因病于1963年去世，接着，柯庆施也于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离开上海，乘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9月18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23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自此以后直至1965年4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俞铭璜和柯庆施相继去世，原来由华东局组织、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具体负责的批判《海瑞罢官》之事，就由上海市委接手，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具体负责。

06

因出血性胰腺炎病逝

柯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了“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1976年10月，在张春桥被逮捕前，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柯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除多了个政治局常委外，又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代”字是非常准确的。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京。

13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一脸哀容的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

柯庆施公祭仪式，前排左起：陈毅、邓小平、周恩来、林彪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相当隆重了。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长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其实，柯庆施在1964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切除肺癌之后，柯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1965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3月23日前往成都。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前，但柯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去世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么“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当年主持上海工作的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